严嵩同志25岁那年（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并且被国家列入为帝国后备高级人才库，从基层开始锻炼培养（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可是我们小严同志却不干了（移疾归），回到家里读书作文，而且一作就是十年，十年间，小严同志在圈儿内名称雀起，颇有采菊东篱之风——如果当年也有作协这样的NGO的话，我们青年作家小严至少能弄个副会长当当（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有才学，人品又好，国家是不会让人才埋没的，果然，我们小严同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帝国教师，并且不久就走上了领导岗位（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年轻干部严嵩一晃就成了中年骨干，48岁那年（嘉靖七年），严嵩同志代皇帝向列祖列宗做了一份天子工作报告，回来报告说祖宗显灵，表示对近来的帝国工作很满意（奉世宗命祭告显陵，还言：“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被祖宗认可了模范皇帝称号的嘉靖同志很高兴，并且谦虚地认为这与严嵩同志在报告中能够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是分不开的，于是把严嵩同志提拔为正部级并且送到南京挂职锻炼，负责干部选拔口子（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

严嵩同志从此态度更加端正，工作更加勤奋。努力总有回报的，五年后，严嵩进京给皇帝庆祝生日（这在当时是制度，不是皇帝借生日聚敛钱财），总理向皇帝建议，严嵩同志能力出众，让他负责《宋史》的工作吧——有之前良好的工作记录加上总理的推荐，皇帝同意自然不在话下（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后来严嵩同志长期主管礼部工作（及夏言入内阁，命嵩还掌部事）。业务骨干严嵩同志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皇帝老爸的祭祀礼仪一事上，作为主要负责人员，坚持原则，向嘉靖皇帝提出了反对意见——注意！不是保留意见（帝将祀献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这让皇帝很不爽：“搞什么搞！这国家到底谁说了算？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于是写了篇题为《就明堂相关若干问题与诸君商榷》的文章给包括严嵩在内的大臣们阅读（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这下严嵩同志可傻了眼了：“我这可都是为了国家啊，咋领导就不明白呢？”不明白归不明白，是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是号召，后果就是命令，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于是严嵩同志毅然舍弃小我，服从大我（嵩惶恐，尽改前说）。此次事件之后，严嵩同志终于明白工作中，政治上不怕观点错，就怕路线错，要想路线不错，就必须仅跟领导的步伐，跟着领导的脚印，才能一步一步建设美好未来（自是，益务为佞悦）。

从此严嵩同志以此为最高原则，从公文写作（《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到衣冠服饰（香叶冠），紧跟领导步伐，坚决贯彻领导的重要思想，甚至在业余活动安排上都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有人就说了，这不是溜须拍马吗？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员，这个人人品有问题，绝不能委以重任。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严嵩同志以六旬高龄走上了政府总理的工作岗位（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时嵩年六十余矣），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时刻与领导保持一致——这是高于一切原则的原则（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我们要说，在后来的工作中，严嵩同志确实利用了手中皇帝赋予的权力蒙蔽皇帝，做了许多对不起皇帝，对不起帝国的事，害死了不少好同志。（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

俗话说的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皇帝的英明领导下，严嵩官僚腐败犯罪集团终于被一网打尽（诏下润逮捕，下法司论斩，皆伏诛，黜嵩及诸孙皆为民）。严嵩同志的政治生命最终也盖棺定论（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